作者：姚泓汎
草東沒有派對說：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們虛構的。我想公平不存在才是確實的存在，這是歷經太多無奈後的感嘆。
纏訟長達四十七年，這是中華民國史上訴訟最久的紀錄。作為時代裡最詰屈聱牙的黑色語言，是白色恐怖下的有苦難言，亦是讓我們至今仍在追求公平正義的原因。
武漢大旅社是舊時台北市最豪華的旅社，風光一時。1959年7月，旅社經理在旅社內上吊自殺，這本來是一起單純的自殺案件，事件看似了結，回歸正常，但在五個月後，調查局認為可能涉及匪諜案，陸續逮補旅社老闆夫婦、帳房、員工、工友、房客，一個月後又逮捕台大化工系主任陳華洲。
這其實是一齣架構龐大，支線眾多的悲劇和鬧劇，是蔣介石為了整肅《自由中國》雜誌創刊人之一的雷震所編導出來的前戲，在複雜的劇情之中又牽涉到調查局和警界的搶功鬥爭，調查局的貪得無厭和司法界的貪贓枉法就在獨裁者默許下如此明目張膽。
原本專業度較高的法醫報告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各項他殺推斷的紀錄，即使與屍體狀況明顯不符卻還是被採用成為證據，接連著匪諜案的說法也被調查局自己推翻，說詞反覆，重新羅織出一件荒謬至極的自殺改他殺案件。
當然這都是事先設定好的劇情，利用陳華洲和黃學文、雷震都相識，建立牽強的連結，以便後續整肅雷震。
這就是台灣的傷，痂下還有膿瘍。
白色恐怖那段歷史，還是空白的白，是好似被集體抽離般不存在的事實，過去的血淚，被呼喊出來的那些不要製造對立的口號封藏著，過去的真實本身成為更巨大的歷史冤案，受盡委屈。
傷口的癒合，卻不是等著時間慢慢撫慰，隨著不能說的時代過去，更多真實的事件被提起，要期待下一代不知道、遺忘，已經是不可能的事，越是閃躲挑撥，只會加深對立衝突，這是一直在發生的事，是始作俑者無法擺脫的罪。
即使獨裁者的人生已經落幕，可是他殘留的遺毒，卻不是短時間可以排出的，黑暗裡綿密的組織架構和依附在上長成的利害關係，還是牢不可破，台灣還有許多轉型和改革的路要走，路上不只坑坑洞洞還滿是泥濘。
直到現在看似民主的時代，許多國家機構、附隨組織，還是同一群人在操控，以至民間組織、公會，仍然擺脫不了權威時期的做法，權威獨裁藉由民主的掩飾依然暗潮洶湧。
被囚禁15年，逃亡海外21年，被判過七次死刑，經過八次更審，1995年法院用免訴的判決還旅社老闆黃學文身體的自由，但心靈的自由仍被禁錮在冤屈的悲鳴中，他不甘是免訴不是無罪，於是回國申冤，但司法機器卻在更九審改判無期徒刑，殺得黃學文措手不及，只能繼續過著被司法追殺的生活逃亡海外，直到2006年追溯期已過，才算真正畫下悲劇的句點，但不是公平正義的終點。
說起台灣的冤獄，也恰好在1995年發生的徐自強事件，就像命運在銜接台灣司法極度醜陋的操弄，訴訟21年，收押16年，被75位法官判過9次死刑。不一樣的是徐自強最終戰勝了黑暗的司法，帶著正義回到生活，而黃學文則一直到離開人世的那天都等不到洗刷冤屈的機會。
人心被無奈煎熬是何等痛苦。我曾在酒吧門口看見徐自強在等人，那已經是他洗刷冤屈之後的事了，他默默站在路燈下，菸一根一根的抽，那是無法判讀的表情，平靜的孤獨。
如果有雙透視一切的眼睛，可以看進黃學文被攪和數十年的內心，大概也是深邃無光的，有恨有悲交融的混沌。
年輕的人生和雄心壯志，只因為不幸成為鬥爭劇本中的主角，像被核彈炸下，一圈一圈的傷害漫延到周圍一層一層的人。黃學文和其他相關涉案人，經歷79天不人道的刑求，不能睡覺、強光照眼、灌辣椒水、細竹插指甲縫、絞腳趾，二十四小時不停歇輪班虐待，肉體和心智被折磨到不成人形，想自殺也死不了，這種刑求下得到的犯罪者自白，完全碾壓各種客觀的科學證據，成為法庭上最重要的證據，而自白如同聖旨，即使在法官面前翻供也無濟於事。
在獄中的時間，原本風光的武漢大旅社被霸佔敗光，完整的家庭支離破碎，六個小孩被迫自力更生，八段本應精彩的人生戛然而止，奉上成為時代的祭品。
1959年漢口街一段80巷12號的武漢大旅社，現在是一家男同志三溫暖，隱身在城中市場狹長擁擠的巷弄中，建築老舊斑駁，早已失去當時豪華霸氣的模樣，不勝唏噓。但即便如此，公平正義的戰爭卻沒有停止，案發至今五十八個年頭，冤案的關係人只剩旅社老闆娘楊薰春還在人世，她依然為了平反冤案奔波，那背影多沉重。
最後她可能還是會含恨而終。徹底改革的路依然有許多黑手在阻擋，跨越這麼多年代養成的司法黑洞連卑微的呼救聲都無情吞噬，翻開台灣冤案史，洋洋灑灑的。對於司法，我們還能有什麼樣的期待？這幾乎成為台灣人在困惑中堅決的共識，我們都期望司法像不徇私的天平，平衡正義邪惡的重量，可是「查無不法」卻成為我們對判官最大的嘲諷，一次一次的判決中，撕裂被託付的信賴，期待和等待換來的無奈，一次一次的加深，改革的確在往前走了，駭人聽聞的刑求已不復見，但我們不懂的是，黑暗中到底還有多少惡勢力，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不停出賣司法，打破這些萬年的不法結構，才是實現公平最後一哩路，至少不再那麼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