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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0日 星期一

《近代台灣慘史檔案》:不被了解的歷史真相


作者:姚泓汎



台灣的血和淚


台灣近百年來的被殖民歷史,就像被猛獸生吞活剝般的血腥殘忍,一個新的殖民者到來總是無情掠奪這個島上的生機,而台灣人民就在這種期待和傷害一次又一次的循環中失落,永遠是次等公民的身份。

將近百年的反抗過程,數以千計的武力、文化抗爭,就像數萬個日子以來悲慘的循環,不停的失敗倒下又重新站起,尤其在清末以來,日本、國民黨、共產黨、台灣人民四個族群的恩怨糾葛。

更無奈的是,這些被壓榨的事實,總是被刻意的隱瞞、編造或美化,我們對於自己的過去懵懵懂懂,於是在爾虞我詐的國際局勢中任人宰割,透過真實案件的檔案公開,字裡行間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血和淚,在血跡和淚痕中看見那些從未倒下的靈魂。

每次在政權轉移,舊的殖民者遠離之時,台灣總是試著獨立走進世界,但又被新的殖民者一次次的鎮壓。清朝戰敗,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在日本軍隊尚未登陸之前,建立了短暫台灣民主國,最終在沒有共同信念的情況下很快被日軍瓦解;同樣的情況也在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發生,蔣介石政權依照開羅宣言接管台灣,在蔣氏政權尚未抵達台灣之前,發動台灣獨立計畫,最後,也在陳儀完成軍事劫收後宣告失敗。


日治時期武裝革命、五大特高事件


日治時期的武裝革命,如林圯埔事件、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至於後期的霧社事件,受辛亥革命影響,起義目的逐漸轉變為獨立建國,而非單純抵抗日本統治,然而卻在一次次的流血中被鎮壓。這些武裝革命背後的意涵顯示出,台灣人民已開始有了主體意識,必須擺脫長期被殖民的包袱。

以至於後期多為非武裝革命,包括蔣渭水和林獻堂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民報,和後來蔣渭水創立台灣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但即使以社會文化運動的方式進行抗爭,在日本政府的高壓統治下也依然處處受打壓,不過這也是為台灣的民主之路紮下最初的根基。

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戰事緊繃的狀況下,日本政府為凝結殖民地人民一致對外的意志,徹底監控思想和行為,杯弓蛇影的羅織了許多叛亂案,由台灣特別高等警察負責,最有名的就是東港事件、鳳山事件、旗山事件、旗後事件、瑞芳事件此五大特高案件,通通被編織了子虛烏有的犯罪情節,造成真相未解的冤獄。

這些事件相較於二戰後蔣氏政權治台是比較被知道的,畢竟大和民族和中華民族是明確的兩個不同文化體,民族意識催化下加深對異族文化的圍堵,也是顯而易見的。


戰後三大社會事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


二戰時期的兵荒馬亂,讓台灣的元氣始終沒辦法凝聚成夠強大的力量,去對抗一波波的軍事侵占,從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開始,又產生更複雜的關係,自我認同的混亂,分化出不同群體,蔣氏政權比起日本政府更像是自己人,但實際上高壓手段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至於一時間,對於血緣、種族和情感上的方向有所迷茫。

當時經濟因被大肆搜刮逐漸衰敗,傳染病流行,而各種貪污事件頻傳,警察權力凌駕法律,暴力欺凌的誇張行為引發極大的反彈,造成警民衝突,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隔年即發生著名的三大社會事件:布袋事件、新營事件、員林事件。

不滿的情緒不停累積導致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還有緊接而來的大規模軍事鎮壓和白色恐怖,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猶如劊子手,對台灣人民的生活進行嚴密的監控,形成威權體制,無心的思想、言詞或行為都可能被整肅,造成大量的冤獄和冤死,徹底剝奪人民自由。

這些歷史不遠,小時候還常聽爸爸說在戒嚴時期,警總和憲兵的各種粗暴行為,現在想起,那種經驗寫實到令人發毛,尤其關於這些歷史的細節,在威權體制監控下的教科書並不會被詳細描述,甚至執政當局杜撰出不實的故事來掩飾自己的錯誤。

許多文化也在這時期被完全的封殺,例如音樂、文學、電影,即使解嚴後很久了,1991年上映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關於警總的部分仍然被刪除,直到2016年才重現,可想見這段時期對於台灣藝術文化而言,也是一段不見天日的黑暗期,影響至今。

在六零年代之前,忌憚共產黨勢力滲透,社會上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被羅織成共匪案件,即使動機及證據明顯不足,也會以慘無人道的刑求屈打成招,寫下警總已事先擬好的自白書。而六零年代之後,自主獨立運動漸起,各種與獨立相關的聯想,都可能受到箝制。

蔣式政權的特務系統無所不在,軍警界、教育界等各行各業乃至於平民百姓,遭受無妄之災的狀況天天上演,早已沒有自由可言。更甚的是,連翻印蔣介石的著作或是有反戰、厭戰的思想都會被定罪,從地方到中央的選舉,看是民主開放,事實上有無數的黑手以各種威脅恐嚇的手段在背後操控。在有記憶之後,台灣已經是較民主開放的情況,至少不是在白色恐怖時期那樣明目張膽的專權,其實很難想像如楚門的世界般的生活。

在這個悲慘的時代下,仍有許多英勇之士付出自己的青春甚生命,為爭取台灣獨立而抗爭,如史明、鄭評、陳智雄、黃紀男、廖啟川、蘇東啟、廖文毅、廖史豪、陳火炯、施明德、蔡財源、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鄭南榕等,激出前仆後繼的民主浪潮。在槍桿子政權底下,敢站出來抵抗正面迎戰需要無比的勇氣,幾乎是把性命拿出來做賭注,畢竟那是個草菅人命的時代。

1978年是政治史上的一個轉捩點,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內氣氛變得詭譎且不安,政府下重手打擊已開始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人民與政府對立的情勢倏忽間緊繃,間接為後來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埋下危險因子。

1979年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美麗島政團舉辦人權之夜,在政府刻意安排的假衝突中製造鎮暴的機會,藉機逮捕民主運動相關人士,這是繼二二八事件後最大的警民衝突事件,也引起國內外媒體和民眾的高度關注,而在美麗島事件過後,發生了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江南命案,幾起民眾的怒氣,輿論壓力逐漸高升,促使開放民主的腳步加劇。


放下仇恨這麼容易嗎?


處在現今的時代,的確很難想像從前那種毫無公平正義,充滿肅殺又噁心腐敗的環境,當時的普羅百姓在當時必定也很難想像台灣的未來會有開放的局面出現,慶幸民主改革之路有這麼多一生懸命的革命之士。

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恍然大悟自己對於歷史的了解竟然是如此陌生,如果給我一個時間軸,去排列從馬關條約到解嚴的重大事件,竟然也能排的亂七八糟,這軸上有太多的劇情必須補充,這其中出現的人物非常值得去探討其背景,一個一個搜尋這些時代偉人的生平,再把他們的事蹟橫向串聯,構成高度複雜的情節,的確,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歷經這麼多政權轉移和國際局勢的變化,所呈現出來的歷史面貌絕不是三言兩語就能交待的,可惜的是,從小所接受到的歷史教育卻是過分的簡化關於民主成長的詳細過程,流於年代背誦、事件結果的傳達。

柯文哲在二二八68周年的紀念會演講提到:「我們改變的現在是下一代的未來。有真相,才有原諒。有原諒,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不讓歷史的悲劇再發生在我們的子孫身上,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要深刻了解自由民主的內涵就必須從面對從前的獨裁專制開始,去碰觸這些歷史巨大的傷痕不是要讓族群分化,而是事實上,台灣社會的族群本身就存在那一種疙瘩,越是要用模稜兩可的態度去忽略去淡化,越容易陷入互掀瘡疤的惡性循環,過去我們總誤解花費大量人力時間,從殘缺的歷史文件中去拼湊真相,是用仇恨報復的方式來對待彼此,真相出爐勢必有人必須為過去負責,但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自以為的讓時間沖淡一切,並沒有任何效果,反而在一次次的選舉中不斷炒作,在一次次的炒作中不斷衝突,在一次次的衝突中不斷傷害,在一次次的傷害中不斷仇恨,還談什麼放下?

當真正去看那些真實的案件,一個一個的看,會發現即使是在幾十年後以旁觀者的角度去觀察,還是可以很強烈的感受到那種痛,所造成的影響之大,不是幾句話搪塞就說的過去的。事實上,這是股世界潮流,從極權漸漸走向民主開放的國家,都會遇上這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處理的妥不妥當,也是民主國家後續能不能穩定發展的關鍵。